天津北方网讯：名扬天下的小站稻，得名于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但是由于小站镇长达40年的停种，现今市场上销售的“小站稻”大都来自“小站”之外。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大米的“原产地标记认证”也被别地抢先获得。这些是小站镇恢复种植并推广小站稻米所必须面临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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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出”计划

　　窦云祥勾勒了一条小站稻恢复种植的路线图。

　　“2009年恢复种植面积120亩，2010年种植面积扩大到400亩，而今年将达到820亩，明年争取实现2000亩。”

　　但身为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副镇长，窦云祥很清楚，这和40多年前小站镇10万余亩的小站稻种植面积，依然相去甚远。

　　相去甚远的还有小站稻市场格局，“虽然津南区是小站稻米的三大种植基地之一，但是另两个基地宝坻区和宁河县，占了市场份额的大头。”

　　目前，天津市水稻种植面积为25万亩，而一份资料显示，宁河县的小站稻种植面积已达到10万亩，注册于当地的天津市津沽粮食工业有限公司，其生产加工的“津沽”牌小站稻独享了60%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基地+种植户”模式是当前小站稻比较常规的种植管理模式，在小站镇的小站稻“复出”计划中也涉及相关农作物公司，但是如何将小站历史和原产地农耕文化价值融入小站稻米中，以提高附加值来振兴当地农业经济，是镇政府亟待解决的课题。

　　直至2010年年底赵立忠的出现，使小站镇政府破解上述课题得以加速。

　　彼时，在商贸和建筑行业积累出原始资本的赵立忠打算在自己的家乡小站镇租用1000亩左右的土地，用于小站稻和其他农作物种植。

　　对于小站稻的感情，来源于赵立忠的祖祖辈辈种植小站稻的经历，但遗憾的是，在他出生后不久，由于自然等因素影响，小站人基本放弃了小站稻的种植。

　　怀旧的诉求并不足以支撑42岁的赵立忠在这片土地上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成本，他看到了其商业价值：“农业是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基础中的基础，虽然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但是最稳定，从长远看，是值得投资的。”

　　今年3月，他开始筹备资金，在考察耕地的过程中，通过与小站镇及津南区政府领导进行接洽，并在天津市商务委的指导下，决定在小站镇进行一次更大胆的尝试，一个集合高效生产、生态保护、观光休闲、示范服务多种业态的项目——名洋湖都市现代农业园(以下简称名洋湖农业园)的构想由此产生。

　　“以小站稻为主推产品的名洋湖项目，无论从规模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能在国内排上名次。”他介绍称，共占地6385亩的名洋湖农业园建成后，能够解决1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员工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园区年营收能够超过2个亿，利润率达到10%，未来还考虑上市。

　　这一次，他要“放长线钓大鱼”。将近3.7亿元的总投资规模，他计划用15年的时间回收成本。

　　今年10月，在开工建设的名洋湖农业园内，试种的两百多亩小站稻已经收割开镰，亩产550公斤，小站稻的“复出”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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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植难题

　　能否解决水源问题，关系到小站稻恢复种植的成败。

　　小站稻的扬名得益于小站镇当年得天独厚的水源优势，南运河水夹带着漳河从黄土高原卷来的泥沙和氮、磷、钾等有机肥料，注入了小站土地，以甜刷咸，化碱成腴，构成了独特的优质稻生长条件。至1948年津南解放前，小站稻一直是靠限制马厂减河上游用水，才保证了收获。1957年，津南地区稻田面积达到26.44万亩，总产量8683万公斤。

　　“那时，津南区的小站稻种也输送到天津宁河、宝坻等水源条件不错的地方进行培育种植，大量的技术人员也被派遣到外地去推广种植技术。”窦云祥对新金融记者说。

　　但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初期，马厂减河、海河上游各河系拦河截流建库蓄水，九河下梢的天津，水量逐渐减少。1968年，独流减河切断了马厂减河，南运河水绝源，靠海河水维持。1973年之后，津南区做出水稻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

　　稻田改旱后全区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一度全区粮食亩产只有135公斤。镇内农民种植旱田作物的效益太低，单亩全年收益在50元左右，每人平均3亩地，年收入在150元左右，“而在乡镇企业上班一个月就能拿到这个数，致使很多农民弃耕。”

　　出于保护小站稻优良品种的目的，截至2009年，津南区只有小部分人还在断断续续地种植小站稻米，“要么不成功，要么不成规模，藉以得名的小站稻由于水源的限制，平白消失了将近40年。”窦云祥感慨道。

　　而今，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资金的投入让小站稻的水源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在名洋湖农业园内共打了6口浅水井，一口井供应灌溉150亩小站稻田，再加上雨水回收设施、节水灌溉设施、蓄水库建设，来保证水源充足。

　　“园区的水一旦流入，除非防汛排涝，否则坚决不让其流出。”赵立忠说，“不过这也是最耗金的一块，光园区的节水灌溉设施建设就用了2000多万元。”